1月23日,周日,置办年货的最后一个节点。当人们的心已经提前飞向虎年假期时,长城汽车发布的一纸公告,瞬间把大家又拉回到了硝烟之中。
“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董事长、总经理王凤英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,王凤英女士因工作需要申请辞去公司执行董事、副董事长及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,王凤英女士将继续在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。”
30年来,外界已经习惯了由魏建军和王凤英挑梁的双核长城。虽然在声明中,长城汽车特地写明王凤英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,长城汽车公关部也特地说明“这只是董事换届,上市公司很正常的操作”,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,对于这家企业来说,王凤英的职位变动,无疑是长城双核时代的落幕。
魏建军身前的女人
1991年,大学刚毕业的王凤英加入长城汽车。那时候的她21岁,魏建军也不过才26岁。虽然成名后在介绍自己当初的选择时,她表示来到长城是因为看不惯国企论资排辈,小单位又不愿意去”,但当时的长城汽车无疑就是一个小公司,员工不过数十人,资不抵债。
相比起上海、广州、长春、柳州、重庆等城市,保定确实缺乏汽车基因,早期长城汽车所招聘的员工,大多是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的农民,会开车的都能算是技术人员,好容易“逮住”一个大学生,自然是无比珍惜。王凤英也确实是有能力,加盟仅两个月,就晋升为经理助理,并于两年后被破格提拔为销售总经理,全面负责程长城汽车的销售工作。
1993年,在家族企业的前桥和悬架制造技术的基础上,魏建军通过收购底盘,“攒”出了长城汽车第一批轿车产品,定价不过几万元。当时的产品质量很差,送车员必须掌握修车技能,送一路修一路,等送到客户手里,车基本也就修好了。
但正是这批轿车,让长城汽车赚到了整车业务的第一桶金。但好景不长,1994年,国家颁布《汽车工业产业政策》,开始对轿车生产实施目录化管理,对造车进行了明确限制。而当时的长城汽车,不仅没资格挤入这个目录,其改装轿车也因质量问题陷入纠纷,甚至被当时机械部部长点名要求严查。就这样,刚刚在整车制造业务尝到甜头的长城汽车,就陷入了绝境,生产经营停滞,员工人心惶惶。
为了求生,魏建军远赴国外寻找出路,王凤英则在内安抚军心。前者在美国和泰国街头看到了满大街的皮卡后,萌生了转型皮卡从而绕过轿车生产资质的想法。1996年,长城研制出了第一代皮卡产品——迪尔。在那个捷达卖14/15万元的时代,长城则将迪尔皮卡的价格标定在4-6万元,意图通过性价比打开市场。
产品有了,其余的压力就都来到了王凤英这边。那时候的汽车市场尚未成熟,没有现成的销售经验可供学习,一切只能靠摸索。在去年上汽奥迪宣布采用“代理制”销售模式时,外界不少人都认为这是传统主机厂深度学习新势力而产生的新模式,殊不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代理制就是汽车行业的普遍销售模式,只不过当时的名字叫“代销模式”。
在这种模式下,回款风险极大,长城这种当时规模还很小的企业非常吃亏。按照当时的单车利润率,长城每卖20辆皮卡才能赚1辆皮卡的钱,假设有1辆皮卡无法回款,前面的19辆车就白卖了。为了保证现金流正常运转,长城开启了盯人模式,每台车都安排有专人“盯防”,长城的业务员牢牢把控着车钥匙和档案,代理商卖出一辆车后,必须第一时间把钱打回长城总部,收到钱后长城的业务员才会把下一辆车的档案和钥匙交给代理商。
长城的这种“代销模式”很有效,但也很笨。主管销售的王凤英明白,不改变代销模式,长城的规模就永远上不来。于是,她从家电领域借鉴来了经销商模式,各大经销商需要先交钱,才能提车。这一改动,使长城汽车销售规模迅速扩大,1998年,投产两年后,迪尔皮卡打败了老对手田野,以及一系列海外品牌车型,一跃成为全国销量冠军。
从这时候开始,长城汽车正式走出了阴霾,王凤英也在这次的历练中证明了自己,魏建军+王凤英,开始成为外界眼中的一对固定搭档。早期的魏建军,对于应付媒体、公开露面这种事是较为抵触的,这方面的工作大都交给了王凤英,因此后者也逐渐成为了站在魏建军身前的女人。
“车神”间的争论
魏建军从小家境优渥,虽然不是巨富之家,但在保定这一亩三分地上,也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。早在20岁生日的时候,他就拥有了人生第一辆车——二手拉达。虽然后续接受对话时,他曾形容那辆车除了喇叭不响,其余哪都响。可那是1984年,一般家庭连自行车自由都没能实现,他就能开着自己的生日礼物去机场漂移了,“保定车神”的名号就此诞生。
『“保定车神”魏建军』
可对于“车神”这个称号,长城员工似乎更认可另一位——王凤英。为了在销售过程中了解旗下产品,王凤英每周都会抽出固定时间进行试驾,不光自家旗下的产品,也包括竞争对手的车型。据说在过去的30年中,她几乎试驾过全球所有的汽车,因此,长城员工也给王凤英起了个外号——“长城车神”。
两位“车神”,一对搭档,性格都无比强势。魏建军不必说,作为企业一把手,笃信军事化管理,训起人来毫不留情。而王凤英此人也并不柔软,至少在工作时间是这样的。她曾公开表示,自己从不在企业内部交朋友,据说她去经销商处检查工作时,只看营业员的表情,就能猜到问题所在。
两位强势的人,在工作中擦出点火星,是一件很正常的事。第一次“擦走火”是在21世纪初。彼时长城第二款皮卡赛铃已经投放生产,并取得了极佳的销量成绩。而长城汽车的死对头保定汽车制造厂正因为自己一时冲动投资5亿元建设的新厂区而现金流捉襟见肘,逐渐走向衰败。
此时的王凤英,却和魏建军提出了“建立专营店和售后服务,给皮卡用户提供买轿车一样的服务”的想法。魏建军大为不解,达成上述目标就意味着要花一大笔钱,保定汽车制造厂的例子就摆在眼前,如今长城刚刚缓过来,难道就要自寻死路?
为此两人展开了辩论,辩论的上半场,以王凤英的惨败宣告结束。但她并不认输,直接找来了中山大学的卢洪泰教授来给魏建军上了一课,终于将其说服。这种模式也让长城的皮卡销售走向正轨。虽然按照当时的政策,皮卡不能进城,但至少在全新的服务模式下,长城的皮卡没有那么“村”了。
第二次“擦走火”源于轿车。时间来到了2005年,这时候的长城,除了在皮卡领域继续远行,在SUV领域也凭借赛弗(参数|询价)、赛影等SUV车型,终于把汽车业务做进了城市,不断刷新着自己的销量纪录。
『赛弗』
业绩蒸蒸日上,王凤英的脑子也愈发活泛起来。她率先将目标瞄向了轿车,因为一个整车企业若没有轿车,永远也无法跻身主流。但对此,魏建军却不以为然。经过王凤英的多轮劝说后,魏建军终于被说动,但关于第一款轿车应该怎么做,两位“车神”又出现了矛盾。
在魏建军看来,轿车一定要强调性能,他甚至亲自驾驶车辆玩漂移以打动消费者。可在王凤英看来,购买小型车的消费群体对于性能的看重程度应该远低于性价比,高性能必然会带来高成本,这笔钱必然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,从而影响销量。
可惜这次,魏建军没有再屈服。2008年,这款轿车产品精灵正式上市,但市场反响远低于预期。面对着这次失败,魏建军把责任甩给了王凤英:“杠杠硬的产品交给你了,没有卖好,就是营销的问题!”
王凤英则毫不示弱地反驳:“营销只能做锦上添花的事,营销不能颠倒黑白,营销也不是无所不能。”最终,权威机构的市场分析报告出炉,魏建军这才看见了问题所在。在2010年,长城汽车总部前树立了一块被称为“前车之鉴”的石头,上面刻着的文字也算对谁是谁非作出了评判——2007年,因为顾客价值识别不充分,导致精灵车型定位不准确。
第三次“擦走火”,是在长城汽车真正发展壮大之后。经历了30年的努力,长城早非以前那个员工不满60人的小企业,资金流也变得越来越充裕。“公司的现金流很充裕,我看着都着急,但魏总就是专注于汽车行业,不愿意介入其他行业,哪怕是单纯性的投资也不愿意做。”在某次接受媒体对话时,王凤英如是说道。
很显然,在这次争论中,魏建军到最后也没妥协。对于老板的坚持,王凤英也给予了理解和肯定,“女人比较容易受到诱惑”“魏总有知道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的大智慧”。
在长城汽车跻身头部车企行列后,王凤英对外露面的次数开始逐渐减少。当时曾有长城汽车内部高管向汽车之家透露称:“那段时间整个长城都开启了静默模式,不愿多接触媒体。”
后来,随着时代的演进,长城汽车逐渐变得外向起来,只是对外展示的“IP”由王凤英变成了魏建军。此外,长城汽车增设了轮值总裁职务,孟祥军、穆峰等身上充满了“魏式风格”的高管开始由幕后走向前台,自此,而身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王凤英开始深居简出,韬光养晦,人们很难再从媒体上看到关于她的报道。
时代变了
在吸收完SUV市场巨大增长红利后,长城如愿以偿走向了巅峰,但这时候的魏建军,对于未来却恐惧了起来。“长城汽车挺得过明年么。”在2020年企业成立30周年之际,长城汽车官方发布了一则微电影,在其中,魏建军不停地用这句话拷问自己。
2021年,长城汽车科技节中,王凤英终于露面,披着黑色大衣的她显得是那么雍容华贵、从容不迫,但也和周围那些穿着长城文化衫的高管、嘉宾们显得格格不入。
科技节后的投资者沟通会上,魏建军重申了对于人才和组织架构改革的观点,他表示长城汽车的3.0组织架构下,每个人都是角色,这可以淡化领导与被领导的概念。“大家对权力的追求就没那么强,就被业务取代了。包括我自己在内,未来也是角色,董事长也可以轮值。”
董事长都能轮值,何况副董事长呢?
其实,最近几年,长城汽车在人才梯队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在2017-2018年,长城广纳贤才,接连吸引到单红艳、刘智丰、宁述勇、柳燕、文飞等业界大咖加盟,一时间被传为佳话。可两年不到,除文飞外,这批高管纷纷离职,有去行业协会的,有合伙创业的,还有回家照顾老人的……
“不适应,他们根本无法适应长城,走是早晚的事。”一位接近长城汽车的消息人士表示。这种不适应主要是两种,第一是企业文化,第二是保定这个城市。“文化上太多条条框框,有的人难以施展抱负;在地域上,保定还是太小了,不利于吸纳人才。”
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,在长城汽车发展初期,一个位于保定的小规模民营车企,很难吸引到高素质人才。为了让手下员工整体水平迅速提升,长城制定了一系列军事化管理措施,这些措施也被时人称为“魏式炼狱”。
比如新员工入职就要接受军训,救护车就在军训场地上停着,有人中暑晕倒就地抢救,等缓过来后继续训练;比如把厂区大门口安装测速仪器,如果员工走路速度不合乎“5秒7步”的要求,就要收到警告及罚款;比如办公楼电梯只能停靠在8层、13层、16层,如有1人乱按,全电梯人都要受罚……
这一套体系下来,每名员工都能迅速成为长城所需要的那颗螺丝钉,整个企业的效率可以迅速增长,成本可以极大程度的下降。
曾有传闻称,在哈弗H6连续夺得SUV市场销量冠军时,大众曾买来这辆车进行内部拆解,得出的结论是——给我们同等的预算去做一辆和哈弗H6一样的车型,我们是做不出来的。
在传统制造业时代,这套方案无往不利,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,技术的进步,汽车工业早已和科技、时尚领域绑定在一起,员工需要年轻化、需要创造力、需要足够的发挥空间。长城汽车的老一套体系,无疑有些过时了。
显然,对于一批高管的离职,长城汽车是有过反思的。在2020年该企业就曾公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,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方面。比如长城汽车启动了科技人才万人计划,将大力吸引各领域优秀人才,而为了让这些人才心甘情愿的加入长城、留在长城,这家企业将制定全新的文化理念体系,从企业文化上彻底消除资历、打破级别,而那些那些空有资历,却不愿变革,不愿创新,不敢试错的人,将被排除出长城汽车的干部序列。
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,王凤英的成功,属于上个时代,到现在,也该到逐渐退居幕后,给年轻人支持的时候了。也有评论人士认为,进入单核时代后,长城的管理也会更垂直,某些决策执行速度也会加快。
随着企业的发展、时代的变革,第一代打江山的功臣们往往无法陪着老大走到最后。当年,吉利的初期阶段,李书福手下有赵福全、刘金良、安聪慧、尹大庆这“四大金刚”,然而到了现在,这四位或选择出走,或被核心管理圈层逐渐疏远,取而代之的则是李东辉、袁小林、淦家阅等新一代领导人。
这么多年过去了,虽然常年身居高位,但王凤英的生活十分简朴。有人说,她常穿的一件衬衣才花了40元;有人说,到现在她的座驾都是长城酷熊;也有人说,工作之余她的爱好不是购物、旅游,而是居家做衣服。她的手艺很好,只要她见过的款式,都能做出来……对于长城,她从来都是默默付出,不求回报,有人问她原因,她只答道:“长城就像自己的家一样,做任何事都是无怨无悔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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